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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向自由的軌道:中國外貿體(ti) 製變遷記
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中國商人，是帶著“西方商場中有50萬(wan) 種商品，中國商場裏卻隻有10萬(wan) 種商品”的求財夢進入外貿行業(ye) 中去的。一個(ge) 曆史上“內(nei) 向”的巨大的國家，近20餘(yu) 年向世界敞開經脈並求得商品共融，雖憧憬明確，身處變遷當中，又談何容易？
憧憬落空
48歲的陳子榮已經是外貿行業(ye) 的“老江湖”了。他曾經在國營外貿公司工作了10多年，10年前辭職下海，創辦了自己的公司，專(zhuan) 門從(cong) 事紡織品和服裝的對外貿易。
談及自己的生意經，陳子榮滿懷信心，說到未來的貿易環境變動，陳卻不無憂慮。“我現在隻關(guan) 心兩(liang) 件事，一是，2007年的配額製度怎麽(me) 實行，再就是歐美的反傾(qing) 銷、特保措施什麽(me) 時候能平息。”
盡管擁有了自己的外貿公司，但出於(yu) 體(ti) 製的約束，陳不得不把公司長期掛靠在一家擁有外貿經營權的國有大公司下麵，語氣中顯露出幾分無奈。“以前我們(men) 做外貿，沒有‘合法’身份，做生意要蓋外貿公司的章，財務也得通過他們(men) 走賬，還要交管理費。”
從(cong) 國有到私營，經曆了政策變動的風風雨雨，類似陳子榮這樣從(cong) 事外貿經營的個(ge) 人公司，正是中國外貿體(ti) 製變遷的一個(ge) 縮影。
陳所擔心的“協議配額製度”，說的是明年即將實行的新的紡織品出口貿易管理辦法。2006年9月18日，商務部發布了2006年21號令，也就是新的《紡織品出口管理辦法》(試行)，它將取代2005年9月22日發布的《紡織品出口臨(lin) 時管理辦法》，新《辦法》從(cong) 2007年1月1日起生效，強調相關(guan) 主管部門的統一協調作用，提高配額的利用效率，降低配額的時間成本和使用成本，鼓勵優(you) 勢企業(ye) 優(you) 先出口，提高我國紡織品出口盈利質量。
“有了配額才能出口，配額對於(yu) 我們(men) 外貿公司來說就意味著利潤。目前的配額製度其實是有意扶持龍頭企業(ye) 的出口利益，這對於(yu) 我們(men) 這些民營的‘地方隊’來說，不是一個(ge) 好消息。”陳子榮直言不諱，“兩(liang) 年前，私營的貿易公司得以‘正名’，但現在看來，貿易體(ti) 製的政策製定還是傾(qing) 向於(yu) 國有貿易公司。”
2004年7月1日，在經過10年等待之後，我國開始實行修訂後的《對外貿易法》。該法案規定，對外貿易經營者是指依法辦理工商登記或者其他執業(ye) 手續，依照修訂後的對外貿易法和其他有關(guan) 法律、行政法規的規定從(cong) 事對外貿易經營活動的法人、其他組織或者個(ge) 人。與(yu) 1994年的《對外貿易法》相比，這意味著中國的自然人可以名正言順地從(cong) 事對外貿易了。
按照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WTO研究學院院長張漢林的觀點，1994年的外貿法本來就是“一個(ge) 過渡”，是從(cong) 計劃經濟壟斷到市場經濟製度之間的過渡體(ti) 製，是基於(yu) 我國現代企業(ye) 製度未真正確立、國家宏觀調控對外貿易的經濟手段尚不能順暢運用而實行的。
但現實的情況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。從(cong) 1994年開始，中國外經貿獲得了迅速的發展，對外貿易額從(cong) 1994年的2366億(yi) 美元上升到2003年的8512億(yi) 美元，居全球第四位，開始形成全方位的對外開放格局。貿易環境的變化，已經使得1994年外貿法對於(yu) 外貿經營資格的規定，不再適應中國外貿格局的迅速發展。
但在短暫的欣喜過後，中國的個(ge) 人外貿經營者卻遭遇了現實的障礙，很難與(yu) 國有外貿公司平起平坐。以廣交會(hui) 為(wei) 例，按照相關(guan) 交易組委會(hui) 的規定，參展企業(ye) 的年出口額需要達到一定的標準，而個(ge) 人經營外貿一般都規模偏小，難以達標，因此也很難在廣交會(hui) 這樣的大型外貿洽談會(hui) 上登堂入室。廣東(dong) 省外經貿廳有關(guan) 負責人也曾經表示，廣交會(hui) 作為(wei) “中國第一展”席位有限且要求較高，個(ge) 人想要進入廣交會(hui) 還有一定難度。
原外經貿部副部長穀永江曾經指出，專(zhuan) 業(ye) 外貿公司壟斷外貿進出口，是計劃經濟遺留下來的產(chan) 物，這種實際上由政府壟斷外貿經營權的做法，無疑在有外貿經營權和無外貿經營權的企業(ye) 之間造成事實上的不平等，其結果就是限製了市場、限製了競爭(zheng) 。
改革路徑
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的一項研究認為(wei) ，中國的外貿體(ti) 製變遷經曆了四個(ge) 階段，其間圍繞著“市場化”改革坐標展開。
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外貿體(ti) 製，主要是“集外貿經營與(yu) 管理為(wei) 一體(ti) 、政企不分、統負盈虧(kui) 的外貿管理體(ti) 製”，中央政府以指令性計劃直接管理少數的專(zhuan) 業(ye) 性貿易公司進行進出口貿易。
“作為(wei) 整個(ge) 經濟體(ti) 製改革的一部分，中國對外貿易製度的改革是在1984年以後才真正開始的，其間中國的經營外貿就隻是通過這些為(wei) 數不多的企業(ye) 進行，壟斷在這些企業(ye) 形成也就自然而然了。”張漢林說。
從(cong) 改革開放到上世紀90年代初的這個(ge) 時期，中國外貿體(ti) 製改革的主要內(nei) 容是放開部分貿易經營權(包括對外資企業(ye) )，以及貿易公司自主化改革。外貿企業(ye) 開始實行政企分開、外貿代理製、簡化外貿計劃內(nei) 容、實行出口承包經營責任製等微觀層麵的改革，之後全麵推行對外貿易承包經營責任製，地方政府、外貿專(zhuan) 業(ye) 總公司和工貿總公司向中央承包出口收匯、上交外匯和經濟效益指標。“在計劃經濟體(ti) 製下，國有外貿公司主要的作用，是國家通過控製流通領域進而控製生產(chan) 領域。但隨著市場化進程的步步深入，國家對這種手段的依賴性勢必越來越弱。”
從(cong) 1992年開始，中國的貿易政策改革已經開始以符合“國際規則”為(wei) 導向。在進出口管理上，1992年中國取消進口調節稅；1994年取消進出口指令性計劃。此後多次降低關(guan) 稅，整體(ti) 關(guan) 稅已經與(yu) 國際平均水平大為(wei) 接近，與(yu) 世界市場更加接近。
此外，中國的進口配額及其他的非關(guan) 稅措施數量也在逐年減少。1994年，中國頒布了第一部《對外貿易法》，開始了係統地完善外經貿領域法律法規的改革階段。以國際規範為(wei) 目標，在貨物貿易、外資、知識產(chan) 權、反傾(qing) 銷等各個(ge) 領域出台了一係列的法律法規，同時政府的政策透明度也不斷加強。
隨著中國於(yu) 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，中國外貿體(ti) 製變革進入了第四個(ge) 階段，中國的外貿政策逐漸與(yu) 國際貿易體(ti) 製接軌，與(yu) 發達國家經貿互補性明顯，對世界經濟的良性影響也逐漸加大。根據中國加入WTO的承諾，從(cong) 2005年1月起外貿由審批製全麵轉為(wei) 登記製，在貿易權方麵給予所有外國個(ge) 人和企業(ye) 不低於(yu) 中國企業(ye) 的待遇。
但在中國外貿體(ti) 製與(yu) 國際全麵接軌的同時，中國迅猛增長的出口貿易使得“中國製造”引起了主要貿易經濟體(ti) 的擔心和抵製。中國“市場經濟地位”懸而未決(jue) ，也給中國外貿體(ti) 製的未來變遷帶來了一個(ge) 新課題。
歧視性條款之咎
最讓陳子榮擔心的，是歐洲和北美主要國家針對中國的外貿出口企業(ye) ，不斷發起的反傾(qing) 銷、“特保”等貿易保護措施。陳所在的紡織品和服裝貿易行業(ye) ，最近兩(liang) 年不斷遭遇歐洲和美國針對中國產(chan) 品的反傾(qing) 銷訴訟，使得本來就利潤微薄的外貿行業(ye) 更加捉襟見肘，“生意更加難做了”。
在這背後，是中國急速上升的外貿依存度。據統計，改革開放前，中國的外貿依存度保持在10%以下的水平上下波動，處於(yu) 峰值的1955年也僅(jin) 為(wei) 12.1%，經濟轉型之初的1978年，外貿依存度甚至隻有9.8%。
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，中國外貿依存度呈現出梯級增長的發展態勢，尤其是1994年以後，外貿依存度呈現持續增長態勢，當年首次超過40%的較高發展水平，2000年外貿依存度已超過1994年的水平，達到44.5%。
近年來對外貿易重新步入高增長的發展階段。從(cong) 國際上看，作為(wei) 世界第一大貿易國，美國的對外貿易隻占其GDP的20%；而日本作為(wei) 海島型經濟，且為(wei) 世界第二大貿易國，外貿依存度也未超過30%。從(cong) 總體(ti) 上看，我國的外貿依存度已經偏高。
過高的外貿依存度給“中國製造”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國際貿易摩擦。加入WTO之後，“歐美各國針對中國產(chan) 業(ye) 發起貿易保護的理由也不再是單一的“反傾(qing) 銷”，而是加之以“特保”、“反補貼”、“市場擾亂(luan) ”等手段，由此發生的各種案件讓中國的出口企業(ye) 自顧不暇。有人把這些名目繁多的國際貿易爭(zheng) 端歸咎為(wei) 當年中國入世談判時簽下的部分歧視性條款，但最終的根源卻是出於(yu) “利益交換”而承認的“非市場經濟地位”的條款。
武漢大學法學院院長曾令良教授概括了中國入世議定書(shu) 中的“四個(ge) 歧視性條款”，即針對出口中國產(chan) 品為(wei) 期12年的“特定產(chan) 品過渡性保障機製”、為(wei) 期15年的“過渡性審議機製”、為(wei) 期15年的紡織品過渡性保障機製；為(wei) 期15年的確定補貼和傾(qing) 銷時的“價(jia) 格可比性”條款。“這些條款不僅(jin) 僅(jin) 是歧視性的，而且可以認為(wei) 是一種貿易製度安排的‘灰色區域’，其法律有效性並不完全明確，仍存在爭(zheng) 議。主要是在少數國家持續的政治、經濟壓力下產(chan) 生的這些歧視性條款，賦予有關(guan) 國家根據其國內(nei) 法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進行單方麵判斷，具有很大的不合理性。”
在2001年底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談判的最後階段，美國首先提出了“非市場經濟地位”的問題。當時中國入世談判一拖十多年懸而不決(jue) ，主要的談判對手美國等國始終堅持在一般保障條款、特殊保障條款和反傾(qing) 銷條款等三方麵寸步不讓。
從(cong) 大局考慮權衡利弊，中國采取了“先付點代價(jia) ，多爭(zheng) 取時間促進發展”的策略，作出了“戰術性的妥協”。出於(yu) 交換，主要的談判國家也承諾中國在汽車、金融、電信等許多領域的相關(guan) 保留，實質上賦予了中國對幼稚產(chan) 業(ye) 、支柱產(chan) 業(ye) 和基礎建設產(chan) 業(ye) 的一種“特別保護權”。
作為(wei) 一種“利益交換”，中國同意其他成員國可以在中國加入WTO後15年內(nei) ，將中國視為(wei) 非市場經濟國家，中國入世之後的“非市場經濟地位”由此確立。這一歧視性條款的簽署，如今成為(wei) 引起歐美采取各種貿易保護措施的主要依據。
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曾經表示，當時簽署這些歧視性條款是一種“戰術型妥協”，不能把當前貿易摩擦頻發歸咎為(wei) 這些條款的簽訂。
“從(cong)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到2008年12月31日止，中國的紡織品與(yu) 服裝一旦給進口成員造成市場擾亂(luan) ，則該成員可以提出磋商請求並提供相關(guan) 證明材料。在收到磋商請求後，中國應主動控製相關(guan) 產(chan) 品的出口數量。如磋商不能達成一致，則上述限製應繼續，但實施期不得超過一年。”這是中國入世協議中對紡織品有直接限製的條款，主要包括工作組報告書(shu) 中242條款和協定書(shu) 裏的15條、16條，這也成為(wei) 歐美國家發起特保、限製等貿易保護措施的主要依據。
愈演愈烈的國際貿易摩擦，不僅(jin) 影響中國外貿企業(ye) 的生存環境，更直接的負麵影響，是給中國的外貿企業(ye) 造成相當黯淡的出口預期，甚至擔心出口關(guan) 稅增加而不再敢接受來自歐美的長期訂單，而傾(qing) 向於(yu) 選擇“快進快出”的短期訂單來規避國際貿易和政策風險。
“辛辛苦苦做生意，但貿易摩擦一來，什麽(me) 都沒了。”陳子榮憂心忡忡，“未來怎麽(me) 樣，還得看國家的政策。”
憧憬落空
48歲的陳子榮已經是外貿行業(ye) 的“老江湖”了。他曾經在國營外貿公司工作了10多年，10年前辭職下海，創辦了自己的公司，專(zhuan) 門從(cong) 事紡織品和服裝的對外貿易。
談及自己的生意經，陳子榮滿懷信心，說到未來的貿易環境變動，陳卻不無憂慮。“我現在隻關(guan) 心兩(liang) 件事，一是，2007年的配額製度怎麽(me) 實行，再就是歐美的反傾(qing) 銷、特保措施什麽(me) 時候能平息。”
盡管擁有了自己的外貿公司，但出於(yu) 體(ti) 製的約束，陳不得不把公司長期掛靠在一家擁有外貿經營權的國有大公司下麵，語氣中顯露出幾分無奈。“以前我們(men) 做外貿，沒有‘合法’身份，做生意要蓋外貿公司的章，財務也得通過他們(men) 走賬，還要交管理費。”
從(cong) 國有到私營，經曆了政策變動的風風雨雨，類似陳子榮這樣從(cong) 事外貿經營的個(ge) 人公司，正是中國外貿體(ti) 製變遷的一個(ge) 縮影。
陳所擔心的“協議配額製度”，說的是明年即將實行的新的紡織品出口貿易管理辦法。2006年9月18日，商務部發布了2006年21號令，也就是新的《紡織品出口管理辦法》(試行)，它將取代2005年9月22日發布的《紡織品出口臨(lin) 時管理辦法》，新《辦法》從(cong) 2007年1月1日起生效，強調相關(guan) 主管部門的統一協調作用，提高配額的利用效率，降低配額的時間成本和使用成本，鼓勵優(you) 勢企業(ye) 優(you) 先出口，提高我國紡織品出口盈利質量。
“有了配額才能出口，配額對於(yu) 我們(men) 外貿公司來說就意味著利潤。目前的配額製度其實是有意扶持龍頭企業(ye) 的出口利益，這對於(yu) 我們(men) 這些民營的‘地方隊’來說，不是一個(ge) 好消息。”陳子榮直言不諱，“兩(liang) 年前，私營的貿易公司得以‘正名’，但現在看來，貿易體(ti) 製的政策製定還是傾(qing) 向於(yu) 國有貿易公司。”
2004年7月1日，在經過10年等待之後，我國開始實行修訂後的《對外貿易法》。該法案規定，對外貿易經營者是指依法辦理工商登記或者其他執業(ye) 手續，依照修訂後的對外貿易法和其他有關(guan) 法律、行政法規的規定從(cong) 事對外貿易經營活動的法人、其他組織或者個(ge) 人。與(yu) 1994年的《對外貿易法》相比，這意味著中國的自然人可以名正言順地從(cong) 事對外貿易了。
按照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WTO研究學院院長張漢林的觀點，1994年的外貿法本來就是“一個(ge) 過渡”，是從(cong) 計劃經濟壟斷到市場經濟製度之間的過渡體(ti) 製，是基於(yu) 我國現代企業(ye) 製度未真正確立、國家宏觀調控對外貿易的經濟手段尚不能順暢運用而實行的。
但現實的情況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。從(cong) 1994年開始，中國外經貿獲得了迅速的發展，對外貿易額從(cong) 1994年的2366億(yi) 美元上升到2003年的8512億(yi) 美元，居全球第四位，開始形成全方位的對外開放格局。貿易環境的變化，已經使得1994年外貿法對於(yu) 外貿經營資格的規定，不再適應中國外貿格局的迅速發展。
但在短暫的欣喜過後，中國的個(ge) 人外貿經營者卻遭遇了現實的障礙，很難與(yu) 國有外貿公司平起平坐。以廣交會(hui) 為(wei) 例，按照相關(guan) 交易組委會(hui) 的規定，參展企業(ye) 的年出口額需要達到一定的標準，而個(ge) 人經營外貿一般都規模偏小，難以達標，因此也很難在廣交會(hui) 這樣的大型外貿洽談會(hui) 上登堂入室。廣東(dong) 省外經貿廳有關(guan) 負責人也曾經表示，廣交會(hui) 作為(wei) “中國第一展”席位有限且要求較高，個(ge) 人想要進入廣交會(hui) 還有一定難度。
原外經貿部副部長穀永江曾經指出，專(zhuan) 業(ye) 外貿公司壟斷外貿進出口，是計劃經濟遺留下來的產(chan) 物，這種實際上由政府壟斷外貿經營權的做法，無疑在有外貿經營權和無外貿經營權的企業(ye) 之間造成事實上的不平等，其結果就是限製了市場、限製了競爭(zheng) 。
改革路徑
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的一項研究認為(wei) ，中國的外貿體(ti) 製變遷經曆了四個(ge) 階段，其間圍繞著“市場化”改革坐標展開。
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外貿體(ti) 製，主要是“集外貿經營與(yu) 管理為(wei) 一體(ti) 、政企不分、統負盈虧(kui) 的外貿管理體(ti) 製”，中央政府以指令性計劃直接管理少數的專(zhuan) 業(ye) 性貿易公司進行進出口貿易。
“作為(wei) 整個(ge) 經濟體(ti) 製改革的一部分，中國對外貿易製度的改革是在1984年以後才真正開始的，其間中國的經營外貿就隻是通過這些為(wei) 數不多的企業(ye) 進行，壟斷在這些企業(ye) 形成也就自然而然了。”張漢林說。
從(cong) 改革開放到上世紀90年代初的這個(ge) 時期，中國外貿體(ti) 製改革的主要內(nei) 容是放開部分貿易經營權(包括對外資企業(ye) )，以及貿易公司自主化改革。外貿企業(ye) 開始實行政企分開、外貿代理製、簡化外貿計劃內(nei) 容、實行出口承包經營責任製等微觀層麵的改革，之後全麵推行對外貿易承包經營責任製，地方政府、外貿專(zhuan) 業(ye) 總公司和工貿總公司向中央承包出口收匯、上交外匯和經濟效益指標。“在計劃經濟體(ti) 製下，國有外貿公司主要的作用，是國家通過控製流通領域進而控製生產(chan) 領域。但隨著市場化進程的步步深入，國家對這種手段的依賴性勢必越來越弱。”
從(cong) 1992年開始，中國的貿易政策改革已經開始以符合“國際規則”為(wei) 導向。在進出口管理上，1992年中國取消進口調節稅；1994年取消進出口指令性計劃。此後多次降低關(guan) 稅，整體(ti) 關(guan) 稅已經與(yu) 國際平均水平大為(wei) 接近，與(yu) 世界市場更加接近。
此外，中國的進口配額及其他的非關(guan) 稅措施數量也在逐年減少。1994年，中國頒布了第一部《對外貿易法》，開始了係統地完善外經貿領域法律法規的改革階段。以國際規範為(wei) 目標，在貨物貿易、外資、知識產(chan) 權、反傾(qing) 銷等各個(ge) 領域出台了一係列的法律法規，同時政府的政策透明度也不斷加強。
隨著中國於(yu) 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，中國外貿體(ti) 製變革進入了第四個(ge) 階段，中國的外貿政策逐漸與(yu) 國際貿易體(ti) 製接軌，與(yu) 發達國家經貿互補性明顯，對世界經濟的良性影響也逐漸加大。根據中國加入WTO的承諾，從(cong) 2005年1月起外貿由審批製全麵轉為(wei) 登記製，在貿易權方麵給予所有外國個(ge) 人和企業(ye) 不低於(yu) 中國企業(ye) 的待遇。
但在中國外貿體(ti) 製與(yu) 國際全麵接軌的同時，中國迅猛增長的出口貿易使得“中國製造”引起了主要貿易經濟體(ti) 的擔心和抵製。中國“市場經濟地位”懸而未決(jue) ，也給中國外貿體(ti) 製的未來變遷帶來了一個(ge) 新課題。
歧視性條款之咎
最讓陳子榮擔心的，是歐洲和北美主要國家針對中國的外貿出口企業(ye) ，不斷發起的反傾(qing) 銷、“特保”等貿易保護措施。陳所在的紡織品和服裝貿易行業(ye) ，最近兩(liang) 年不斷遭遇歐洲和美國針對中國產(chan) 品的反傾(qing) 銷訴訟，使得本來就利潤微薄的外貿行業(ye) 更加捉襟見肘，“生意更加難做了”。
在這背後，是中國急速上升的外貿依存度。據統計，改革開放前，中國的外貿依存度保持在10%以下的水平上下波動，處於(yu) 峰值的1955年也僅(jin) 為(wei) 12.1%，經濟轉型之初的1978年，外貿依存度甚至隻有9.8%。
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，中國外貿依存度呈現出梯級增長的發展態勢，尤其是1994年以後，外貿依存度呈現持續增長態勢，當年首次超過40%的較高發展水平，2000年外貿依存度已超過1994年的水平，達到44.5%。
近年來對外貿易重新步入高增長的發展階段。從(cong) 國際上看，作為(wei) 世界第一大貿易國，美國的對外貿易隻占其GDP的20%；而日本作為(wei) 海島型經濟，且為(wei) 世界第二大貿易國，外貿依存度也未超過30%。從(cong) 總體(ti) 上看，我國的外貿依存度已經偏高。
過高的外貿依存度給“中國製造”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國際貿易摩擦。加入WTO之後，“歐美各國針對中國產(chan) 業(ye) 發起貿易保護的理由也不再是單一的“反傾(qing) 銷”，而是加之以“特保”、“反補貼”、“市場擾亂(luan) ”等手段，由此發生的各種案件讓中國的出口企業(ye) 自顧不暇。有人把這些名目繁多的國際貿易爭(zheng) 端歸咎為(wei) 當年中國入世談判時簽下的部分歧視性條款，但最終的根源卻是出於(yu) “利益交換”而承認的“非市場經濟地位”的條款。
武漢大學法學院院長曾令良教授概括了中國入世議定書(shu) 中的“四個(ge) 歧視性條款”，即針對出口中國產(chan) 品為(wei) 期12年的“特定產(chan) 品過渡性保障機製”、為(wei) 期15年的“過渡性審議機製”、為(wei) 期15年的紡織品過渡性保障機製；為(wei) 期15年的確定補貼和傾(qing) 銷時的“價(jia) 格可比性”條款。“這些條款不僅(jin) 僅(jin) 是歧視性的，而且可以認為(wei) 是一種貿易製度安排的‘灰色區域’，其法律有效性並不完全明確，仍存在爭(zheng) 議。主要是在少數國家持續的政治、經濟壓力下產(chan) 生的這些歧視性條款，賦予有關(guan) 國家根據其國內(nei) 法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進行單方麵判斷，具有很大的不合理性。”
在2001年底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談判的最後階段，美國首先提出了“非市場經濟地位”的問題。當時中國入世談判一拖十多年懸而不決(jue) ，主要的談判對手美國等國始終堅持在一般保障條款、特殊保障條款和反傾(qing) 銷條款等三方麵寸步不讓。
從(cong) 大局考慮權衡利弊，中國采取了“先付點代價(jia) ，多爭(zheng) 取時間促進發展”的策略，作出了“戰術性的妥協”。出於(yu) 交換，主要的談判國家也承諾中國在汽車、金融、電信等許多領域的相關(guan) 保留，實質上賦予了中國對幼稚產(chan) 業(ye) 、支柱產(chan) 業(ye) 和基礎建設產(chan) 業(ye) 的一種“特別保護權”。
作為(wei) 一種“利益交換”，中國同意其他成員國可以在中國加入WTO後15年內(nei) ，將中國視為(wei) 非市場經濟國家，中國入世之後的“非市場經濟地位”由此確立。這一歧視性條款的簽署，如今成為(wei) 引起歐美采取各種貿易保護措施的主要依據。
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曾經表示，當時簽署這些歧視性條款是一種“戰術型妥協”，不能把當前貿易摩擦頻發歸咎為(wei) 這些條款的簽訂。
“從(cong)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到2008年12月31日止，中國的紡織品與(yu) 服裝一旦給進口成員造成市場擾亂(luan) ，則該成員可以提出磋商請求並提供相關(guan) 證明材料。在收到磋商請求後，中國應主動控製相關(guan) 產(chan) 品的出口數量。如磋商不能達成一致，則上述限製應繼續，但實施期不得超過一年。”這是中國入世協議中對紡織品有直接限製的條款，主要包括工作組報告書(shu) 中242條款和協定書(shu) 裏的15條、16條，這也成為(wei) 歐美國家發起特保、限製等貿易保護措施的主要依據。
愈演愈烈的國際貿易摩擦，不僅(jin) 影響中國外貿企業(ye) 的生存環境，更直接的負麵影響，是給中國的外貿企業(ye) 造成相當黯淡的出口預期，甚至擔心出口關(guan) 稅增加而不再敢接受來自歐美的長期訂單，而傾(qing) 向於(yu) 選擇“快進快出”的短期訂單來規避國際貿易和政策風險。
“辛辛苦苦做生意，但貿易摩擦一來，什麽(me) 都沒了。”陳子榮憂心忡忡，“未來怎麽(me) 樣，還得看國家的政策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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