來源： 股市金手指 | 發布日期：2015-05-04

錢穎一院長今天給我指派了一個(ge) 任務。這個(ge) 周末是清華校慶，明天校裏有活動（清華建校104周年）。我今天到經管學院講課，也算是對校慶的貢獻吧。今天我講一講大家都很關(guan) 注的原來高速增長變成中高速增長，可能嗎？如果可能，什麽(me) 樣的路徑才能夠實現？否則的話會(hui) 是什麽(me) 樣的？講這麽(me) 一個(ge) 更宏觀一點的題目。我想給我們(men) 同學一點啟發，因為(wei) 我覺得這裏的問題很多都可以變成我們(men) 大家研究的課題。

　　

　　我講的題目是“中高速增長的可能性及實現途徑”。我想講四個(ge) 方麵。先簡單地回顧到目前為(wei) 止經濟增長的特征。第二，當前經濟階段的特征。第三，陷入“中等收入陷阱”的可能性。第四，走出“陷阱”、保持中高速增長的實現途徑。如果講的麵特別廣，就沒法概括，因此我著重從(cong) 勞動生產(chan) 率和工資增長的關(guan) 係方麵來講。

　　

　　一、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階段概括

　　

　　從(cong) 改革開放開始，我們(men) 可以看到從(cong) 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早期，工資的增長大於(yu) 勞動生產(chan) 率的增長，這是成本真實化的早期，當時我掙七八十元的時候，廣東(dong) 打工的掙二三百元。計劃經濟時期我們(men) 把工資壓得特別低，使得利潤比較高，因為(wei) 基本上都是國有企業(ye) ，高投資，高利潤，高上交。早期成本真實化過程持續到九十年代的中早期，壓抑的工資已經基本上解決(jue) 。在這個(ge) 過程中，勞動生產(chan) 率的增長並不平穩，而工資增長快，造成了通貨膨脹壓力。

　　

　　從(cong) 九十年代中期開始了進一步工資成本真實化的第二階段。原來養(yang) 老支出、醫療支出以及住房支出都不反映在工資中，而是反映在企業(ye) 的其他成本裏，到九十年代中期開始推行這些方麵的改革，即養(yang) 老保險、醫療保險和住房貨幣化的改革，工資成本進一步真實化。隨著十四大確立了市場經濟的地位，多元所有製的興(xing) 起，這段時間勞動力和勞動生產(chan) 率得到了釋放，再加上人口紅利釋放的非常充分。改革早期，基本是搞鄉(xiang) 鎮企業(ye) ，到90年代中後期很多鄉(xiang) 鎮企業(ye) 都垮掉了，因為(wei) 真正的市場化開始後，遂形成了真正的競爭(zheng) ，那些夾縫中的鄉(xiang) 鎮企業(ye) 不再有競爭(zheng) 力。勞動力開始真正的流動，我們(men) 可以看到人口紅利大規模進入製造業(ye) 。這個(ge) 階段一直持續到2007年，其間工資增長低於(yu) 勞動生產(chan) 率增長。

　　

　　在前麵兩(liang) 個(ge) 階段，經濟增長基本達到9%—10%，而且可以說是基本健康的；當然，也有很多扭曲，比如說養(yang) 老、醫療、住房改革都還存在很多問題，但是被巨大的人口紅利縮小了這些扭曲帶來的效應，使得經濟增長比較快。除了中間有一些波折或是外部衝(chong) 擊導致的通貨膨脹或者通貨緊縮，總的來說沒有大的問題。

　　

　　2007年是一個(ge) 拐點。從(cong) 這一年開始，工資的增長高於(yu) 勞動生產(chan) 率的增長。2007年在討論《勞動合同法》，2008年1月實施。這個(ge) 《勞動合同法》是很有弊端的，當然，很多人可能不同意我的看法。它的弊端主要在於(yu) 降低了勞動力市場的流動性和靈活性。職工可以炒雇主，但雇主不能解雇職工，很多投資人離開中國也是這個(ge) 原因。推行企業(ye) 集體(ti) 談判是對的，但是提出行業(ye) 集體(ti) 談判和區域集體(ti) 談判，是可怕的，歐洲就是這個(ge) 問題造成了勞動力市場僵化。美國底特律行業(ye) 工會(hui) 力量很強大，工資福利特別高，如果以美國南部日本投資的汽車企業(ye) 作為(wei) 標杆的話，每輛汽車的成本要高2000美元，最終導致底特律汽車業(ye) 破產(chan) 。

　　

　　另外一個(ge) 大的問題是老齡化社會(hui) 即將到來，勞動力增速開始減慢。而且農(nong) 民工已經是第二代了，不同於(yu) 第一代，擇業(ye) 標準也不同了。這時候需要盡快調整政策。也就是恰恰這個(ge) 時候，世界金融危機爆發，四萬(wan) 億(yi) 刺激政策出台，大規模的投資驅動掩蓋了需要解決(jue) 的問題。比如，2009年和2010年，雖然工資增長很快，但經濟增長更快。但不可持續的刺激政策消退，勞動生產(chan) 率的增長又慢於(yu) 工資的增長。

　　

　　歸納一下改革開放後的經濟增長，就是如下三個(ge) 階段：80年代到90年代中早期， 90年代中期開始一直到2007年，2008年刺激以後一直到現在。

　　

　　二、當前經濟的階段性特征：“三期疊加”

　　

　　當前中國經濟處於(yu) 經濟增速換擋期、經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“三期疊加”階段。

　　

　　經濟換擋期是必然的。第一是老齡化，65歲以上人口的占比2011年是8.1%，2014年是10.1%，這個(ge) 比例超過10%就意味著進入老齡化社會(hui) 。第二是勞動階段的人口，即16—59歲階段的人口，開始淨減少，從(cong) 2012年開始減少了300萬(wan) ，以後還會(hui) 減少。第三，特別是2007年開始，工資陡然上升，工資增長高於(yu) 勞動生產(chan) 率增長。2014年，我們(men) 的人均GDP是7500美元左右，比馬來西亞(ya) 低，比泰國略高。但是，據中國社科院的一份研究顯示，上海的工資是吉隆坡的1.16倍，曼穀的1.8倍。我們(men) 的工資已經沒有競爭(zheng) 力，與(yu) 此同時，勞動合同法又削弱了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。在其他約束條件不變的情況下，隨著適齡勞動人口的下降，需要勞動生產(chan) 率大幅提高才能推動增長，否則工資增長長期超過勞動生產(chan) 率增長就會(hui) 帶來通貨膨脹或“滯脹”。因此，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，當然經濟學上講的政策包括改革，潛在經濟增長率可能會(hui) 低於(yu) 5%。

　　

　　由於(yu) 近年來工資增長非常快，沿海一些地區製造業(ye) 已經開始機器人化，它的規模和速度都超過了我們(men) 的想象。現在，全世界一半以上的機器人是在中國，當然是比較初級的，智能機器人比較少。這使得勞動生產(chan) 率在變化，在提高。如果沒有這些變化，我們(men) 的潛在經濟增長可能還會(hui) 低。

　　

　　三期疊加中的第二期是經濟結構調整陣痛期。在經濟學上，經濟結構調整是指為(wei) 結構調整而實行的結構改革。這部分內(nei) 容將放在後麵來講。先來看看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。

　　

　　前期刺激政策帶來了一些問題。第一是高杠杆率。關(guan) 於(yu) 杠杆率，有很多的說法。最近彭博社說是280%，也有的說是230%，這些說法可能都有其分析依據。最簡單的是看M2和GDP之比，這個(ge) 比例現在是193%。我認為(wei) ，拿這個(ge) 比例和美國比其實是不合理的。因為(wei) 美國不是銀行占主導的金融體(ti) 係，而是以資本市場為(wei) 主的金融體(ti) 係。比較國際可比的是歐洲，因為(wei) 歐洲也是以銀行主導的金融體(ti) 係，但是歐洲的M2/GDP是160%，我們(men) 是193%。這個(ge) 比率自2008年以來，提高了大概四五十個(ge) 點。在杠杆率中，有40%是政府債(zhai) 務，主要是地方政府債(zhai) 務大規模地上升。據審計署審計，到2013年上半年直接由地方政府承擔償(chang) 還責任的債(zhai) 務是10.9萬(wan) 億(yi) ，一年多過去了，這個(ge) 數字又有增加。間接承擔償(chang) 還責任的部分，一般情況下代償(chang) 率可能是20%，但經濟下行時，有可能大幅度上升，這裏有很大的不確定性。

　　

　　第二，全要素生產(chan) 率下降。我們(men) 可以看一個(ge) 簡單的數：設備投資占總投資之比。2007年是23%，2013年降到20.4%，降了2.6個(ge) 百分點。設備投資和全要素生產(chan) 率提高是直接相關(guan) 的。那麽(me) ，前期刺激期大量的是造城和房地產(chan) 。所以在消化期，要去杠杆，而且要穩妥地去杠杆。去快了，不行，像美國2008年、2009年、2010年快速去杠杆，導致2009年和2010年經濟增長是負的，失業(ye) 率11%，加上一些不願意登記失業(ye) 的，實際失業(ye) 率高達16%。我們(men) 沒有那樣的承受力，所以要考慮緩慢地、穩妥地消化過剩產(chan) 能和去杠杆，還要恢複勞動生產(chan) 率。僅(jin) 從(cong) 這兩(liang) 期疊加看，GDP增長速度是不樂(le) 觀的。

　　

　　三、結構調整期和中等收入陷阱

　　

　　如果我們(men) 在下大力氣進行結構調整，也就是經濟學上的結構改革，中期增長有可能達到6.5%—7%。這是一個(ge) 需要努力奮鬥去實現的比較樂(le) 觀的前景。但是，我們(men) 也有另一種前景，即今後的五年十年，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是非常大，我甚至覺得是五五開。什麽(me) 是中等收入陷阱？實際上是停滯陷阱，但是容易發生在中等收入階段。1050美元到12470美元都是中等收入，5500—12470美元，是中等偏上，我們(men) 現在就是中等偏上。拉美一些國家和東(dong) 南亞(ya) 國家，也是在這一階段停滯的。

　　

　　為(wei) 什麽(me) 我們(men) 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非常大？我剛才提到，我們(men) 的老齡化和勞動力人口下降來得太快。五六年前我們(men) 還在談論劉易斯拐點，很快就發現勞動人口絕對數量開始下降；老齡化，即65歲以上人口占比快速上升。據社科院的研究表明，從(cong) 老齡化比率從(cong) 7%上升到14%，世界平均時間是40年，我國是23年；14%上升到21%，世界平均時間是50年，我們(men) 是11年。勞動力人口以每年二三百萬(wan) 人的速度下降，要降20年。

　　

　　為(wei) 什麽(me) 特別容易滑入中等收入陷阱，是怎麽(me) 滑入的呢？在經濟發展的初期，增長主要來源於(yu) 農(nong) 業(ye) 人口轉為(wei) 非農(nong) 業(ye) 人口。如果政策是比較合理的，而且重視教育，特別是有效的教育，就可以帶來人力資本的提升，這時候勞動生產(chan) 率就會(hui) 上升，收入也在提高。由於(yu) 開始時勞動力幾乎無限供給的，所以工資的增長並不是很快。這個(ge) 時期資本收益很高，資本積累非常快。伴隨這個(ge) 過程的是，資本質量得到提升，經濟向價(jia) 值鏈更高端躍升，工資在上漲，然後全要素生產(chan) 率提高、人民生活不斷改善。當然這個(ge) 過程是轉型過程，也是各方麵矛盾交織的過程。成功地經過這樣一個(ge) 過程，就可以脫離停滯陷阱，否則就會(hui) 落入中等收入陷阱。在我國比較不利的是，這一過程的時間比較短。如果說過去沒有學蘇聯鼓勵生育，然後又不得不實施計劃生育，那麽(me) 這個(ge) 過程會(hui) 是逐步的。所以現實情況使我們(men) 更要有緊迫感。

　　

　　不滑入陷阱需要什麽(me) 條件呢？要有好的政策，包括人力資本提升的政策；靈活的勞動力市場；產(chan) 權保護；要素流動和交易，特別是土地；開放的經濟環境。拉美為(wei) 什麽(me) 出問題，第一是不開放，第二是勞動力市場逐步僵化，還有民粹主義(yi) 。東(dong) 南亞(ya) 的問題和拉美不太一樣，他們(men) 還有另外的問題，如法治化比較差。

　　

　　在這個(ge) 過程中，有一條鐵律，就是在正常情況下，工資的增長一定要低於(yu) 勞動生產(chan) 率的增長。我們(men) 說的八十年代開始的那一階段不是一個(ge) 正常情況，那是一個(ge) 人為(wei) 壓抑工資成本後的真實化的過程。還有一個(ge) 一般規律：政府收入占比，也就是我們(men) 現在說的宏觀稅負，要逐步提高，提供再分配。在這些環節中的任何一個(ge) 環節出錯，都會(hui) 滑入中等收入陷阱。而且這些環節往往是綜合的，容易表現為(wei) 民粹主義(yi) ，社會(hui) 浮躁，法治缺失，腐敗盛行，最後出現陷阱。

　　

　　對中國來說，還沒有這麽(me) 悲觀。我們(men) 已經創造了一些條件，比如開放，我們(men) 一直是開放的。我們(men) 是開放的受益者，是加入WTO的受益者。我們(men) 自己和國際的分析都認為(wei) ，WTO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國，而且我們(men) 是全方位的逐步開放。我們(men) 的財政能力應該說還是比較強的，而且總體(ti) 來說是比較謹慎的，勞動力的流動性和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在下降，但並不是很嚴(yan) 重，比如我們(men) 並沒有像歐洲和拉美那樣搞行業(ye) 集體(ti) 談判和區域集體(ti) 談判。一個(ge) 企業(ye) 內(nei) 部應該推行企業(ye) 職工和雇主的集體(ti) 談判，但是絕不能搞行業(ye) 集體(ti) 談判和區域集體(ti) 談判。金融危機後南歐國家推行勞動力市場改革時，第一項措施就是終止區域集體(ti) 談判和行業(ye) 集體(ti) 談判。拉美行業(ye) 集體(ti) 談判帶來的問題也很大。巴西各行業(ye) 都推行，工資過快上漲，然後是通貨膨脹，結果是普通貸款利率、債(zhai) 券利率高達20%，對經濟增長帶來嚴(yan) 重影響。我在中投公司時，去巴西訪問，正趕上巴西銀行業(ye) 工資集體(ti) 談判，銀行業(ye) 工會(hui) 一帶動，不管是有效益的銀行還是沒效益的銀行都漲工資。這種情況下，誰敢去投資。

　　

　　但是，我為(wei) 什麽(me) 又覺得不樂(le) 觀呢？我們(men) 剛才所說的那些問題，也就是勞動力和土地為(wei) 代表的要素流動性、產(chan) 權保護、對外開放等等，在其他國家可能有二十年的演化過程，但是由於(yu) 我們(men) 未富先老，隻有五到十年的調整期。

　　

　　在三期疊加中，換檔期是客觀的，即使其他條件不變，隻是人口結構變化，經濟增速就必須換擋。消化期的高杠杆率、全要素生產(chan) 率下降、產(chan) 能過剩，也是客觀的。如果我們(men) 不做出很有作為(wei) 的一些調整，落入停滯陷阱的可能性是很大。

　　

　　四、保持中高速增長，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途徑

　　

　　要想保持中高速增長，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，有什麽(me) 樣的途徑呢？特別是，留給我們(men) 的時間並不多。途徑就是改革。十八屆三中全會(hui) 、四中全會(hui) ，確定了大量十分具體(ti) 的改革任務，最具決(jue) 定性的任務都要在2020年完成。落實兩(liang) 次全會(hui) 確定的任務，我們(men) 就能越過中等收入陷阱。從(cong) 經濟學上說，所謂改革，就是校正扭曲，使潛在的生產(chan) 力釋放出來。

　　

　　第一個(ge) 最大的潛力在於(yu) 釋放農(nong) 業(ye) 人口。2014年，我們(men) 的城鎮化率是54.8%，比我們(men) 相近發展水平的國家低10個(ge) 百分點；而且其中按戶籍人口算城鎮化率為(wei) 35.9%，其他是所謂的常住非戶籍人口。我們(men) 必須要勞動力人口的增長，才有增長的基礎。那怎麽(me) 釋放人口呢？一個(ge) 是改革農(nong) 業(ye) ，2014年，我國糧食生產(chan) 1.2萬(wan) 億(yi) 斤，但各級財政大量補貼，是一種從(cong) 種子到餐桌的全程補貼。補貼幹預了資源配置。比如說，東(dong) 北應該是漫山遍野大豆高粱，但是補貼後的玉米成本是6毛錢，國家再按八九毛錢收購，相當於(yu) 再補貼，所以農(nong) 民都改種玉米。但玉米市場價(jia) 格人為(wei) 抬高，玉米加工企業(ye) 大量虧(kui) 損，又在爭(zheng) 取國家補貼，於(yu) 是補貼變成指導資源配置。我們(men) 應該減少對價(jia) 格的幹預性補貼，可以對勉強耕作的農(nong) 地退耕還林、還草、還濕等生態恢複的活動給予補貼，而對農(nong) 業(ye) 生產(chan) 應回到承包製時的種什麽(me) 、怎麽(me) 種、怎麽(me) 賣、怎麽(me) 用由農(nong) 民自己決(jue) 策。現在的做法就是國家用所謂的經濟杠杆直接配置資源，而不是市場配置資源，國家作為(wei) 補充。怎麽(me) 辦呢？就是把價(jia) 格放開，讓農(nong) 民根據比較效益自主決(jue) 策。資源配置的結果，很可能是因糧食收益不高，出現耕地集中化經營，達到平均收益，分散的農(nong) 戶發展各類種養(yang) 業(ye) ，相對收益較高，農(nong) 業(ye) 合作組織獲得發展，幫助農(nong) 民連接市場。目前，經過大量補貼後，我國糧食價(jia) 格仍高於(yu) 國際市場，反映了我國的農(nong) 業(ye) 資源條件相對較差。價(jia) 格放開之後，資源配置的結果，必然是糧食生產(chan) 減少。其實不必過分擔憂，適度進口就行了。例如，阿根廷關(guan) 心的是中國人得買(mai) 它的大豆，韓國人拍的紀錄片《超級中國》，一上來就說阿根廷40%的耕地種的是大豆，主要賣給中國人。種大豆的收入比過去畜牧業(ye) 收入高，阿根廷能回去嗎？他們(men) 會(hui) 卡著不給我們(men) 嗎？如果我們(men) 不進口，這些國家馬上會(hui) 來交涉。我們(men) 保住了基本口糧，一些非關(guan) 鍵品種如秈稻都可以適度進口。當今世界和平與(yu) 發展是主流。特別是民選政府國家，如果卡住農(nong) 產(chan) 品出口，政府就要丟(diu) 選票，就站不住。那麽(me) ，如果發生嚴(yan) 重緊張的國際局勢呢？很好辦，保留一年的庫存周轉，搞好種業(ye) ，然後還草一耕，幾個(ge) 月就長出小麥，還濕一耕，幾個(ge) 月就長出水稻了。

　　

　　放開價(jia) 格，讓市場配置資源，實際上是勞動力和土地資源的市場配置。按照三中全會(hui) 確定的任務，農(nong) 用土地的流轉試點現在也已經開始了。還有集體(ti) 建設用地的流轉，與(yu) 國有土地在同樣用途管製的情況下，同等入市，也在選一些地區做試點。這些全部推開後，幾百畝(mu) 上千畝(mu) 的大戶就有可能越來越多。當然在WTO“黃箱”約束之內(nei) ，我們(men) 仍可以適當地對糧食提供補貼，但是不要全過程補貼，應該實行後補助。所謂後補助就是設定一些標準，比如按農(nong) 藥、化肥殘留標準。因為(wei) 施用農(nong) 藥、化肥越少，產(chan) 量越低，適度補貼後還可以賣高價(jia) ，讓農(nong) 戶自己選擇。

　　

　　通過對上述方麵的改革，我們(men) 可以釋放出農(nong) 業(ye) 勞動力、合理利用農(nong) 地、提高農(nong) 業(ye) 生產(chan) 力，農(nong) 民的收入也可以增長。

　　

　　第二是戶籍改革。這也是市場配置資源的重大改革，而且公共服務資源應該隨著人口的流動，特別是其中的教育，當然也包括衛生和醫療等。財政部和教育部合作，推行終身學籍製度，正在探索義(yi) 務教育資源隨著學籍流動。戶籍製度改革現在已經開始了，但是不理想，2014年7月份戶籍製度改革文件下發，到現在為(wei) 止有14個(ge) 省市出台了落實的方案，而人們(men) 最願意落戶的那些省份一個(ge) 也沒有。

　　

　　第三，合理的城鎮化。大量的研究表明，以大城市、特大城市為(wei) 中心的城市帶，包括周圍的小城鎮，才有就業(ye) 機會(hui) ，比如設計、物流、生活服務，以及圍繞製造業(ye) 的一些生產(chan) 服務業(ye) 就業(ye) 。西部地區很可能圍繞省會(hui) 以及一兩(liang) 個(ge) 重要城市，形成城市帶。在這個(ge) 過程中，就會(hui) 出現農(nong) 業(ye) 人口轉入非農(nong) 部門，於(yu) 是勞動生產(chan) 率得到提高。我們(men) 必須打破阻礙勞動力流動的一些障礙。現在各地都對勞動力流動有限製。在1954年《憲法》中，我國勞動力人口是有自由遷徙權的。1958年的時候逆轉了，因為(wei) 全麵進入計劃經濟，隨後實行最嚴(yan) 格的人口流動管製，直到1982年《憲法》重新修訂，但當時仍以計劃經濟為(wei) 主，市場經濟為(wei) 輔。其後屢次修改《憲法》，勞動力充分流動這個(ge) 市場經濟的基本要素，在憲法正文中都沒有改入。目前相當多的地區規定必須有產(chan) 權房才能夠落戶。這也是造成住房價(jia) 租比畸高的重大扭曲。租房為(wei) 什麽(me) 不能落戶口，在德國80%的人租房，並沒有出現所謂的“大城市病”。

　　

　　勞動力向最能發揮其效能的領域和地域流動，是城鎮化的應有之義(yi) 。當然，可以有適度限製，主要是考慮公平性。有的國家的一些省州規定，要在當地交稅達到一定時間，子女才能享受上省州立大學的優(you) 惠。

　　

　　隨著城市化的發展，服務業(ye) 和製造業(ye) 有可能向價(jia) 值鏈比較高的方向發展。實現這一條就需要解除管製，放開市場進入。現在國務院正在推簡政放權。克強總理一直在講，創造大眾(zhong) 創業(ye) 、萬(wan) 眾(zhong) 創新的環境，已產(chan) 生應有的效果，特別是在創造就業(ye) 方麵。在進一步解除管製的同時，政府也可以采取適當措施，支持引導企業(ye) 向價(jia) 值鏈高端發展。財政現在成立了一些基金，把過去直接麵對企業(ye) 的資金改造成“種子基金”，就是引導社會(hui) 上的一些基金對企業(ye) 創新投資，比政府自己做要強，而且還減少了腐敗的機會(hui) 。

　　

　　當然，講到城鎮化有必要講房地產(chan) 稅。我見過很多文章說地方主要靠土地財政，是看到土地基金年收支規模達到四、五萬(wan) 億(yi) 。實際上地方在土地上的淨收入並不多。全國平均，土地拆遷補償(chang) 、安置及土地整理後的淨收入約占毛收入的20%。問題主要在於(yu) 地方不斷依靠新增土地獲得收入，造成了用地扭曲。今後農(nong) 村建設用地在符合用途管製的情況下，同等條件入市，地方財政土地淨收入還可能少一點，但是這並不是最重要的，我們(men) 不能總是靠土地增量來解決(jue) 問題。

　　

　　我們(men) 可以看到，最近七八年，建設用地增加了70%多，常住人口增加了50%，人口密度是降低的。我們(men) 的城市不僅(jin) 人口密度低於(yu) 世界平均水平，更不要說OECD國家，而且交通還比人家擁擠。這就是用地扭曲的表現。今後應該有一個(ge) 好的激勵，而房地產(chan) 稅是一個(ge) 好的激勵。激勵地方政府盤活存量，城市集約式發展。

　　

　　第四，社會(hui) 保險體(ti) 係必須改革。社會(hui) 養(yang) 老保險必須改成國家直接管，才能形成勞動力自由流動。三中全會(hui) 明確了要國家統籌，但是，必須要改目前的保險製度，因為(wei) 這個(ge) 製度負激勵效應太大。不改成一個(ge) 正激勵的製度，也就是三中全會(hui) 要求的多繳多得的製度，單純提高統籌級次，就是災難。社會(hui) 保險要精算平衡，收繳、給付、投資收益以及替代率、給付年齡等等都是精算調整的因素。不然的話，我們(men) 也是過不去的，馬上進入的快速老齡化更過不去。醫療保險問題也很多，但不再贅述。

　　

　　上述這些改革都是三中全會(hui) 中提出的重要任務，四中全會(hui) 又提出了依法治國的180項改革。我們(men) 已經看到了改革正在推進，比如，在沈陽設立了最高法院的巡回法庭，管轄東(dong) 三省，在深圳設了一個(ge) 巡回法庭，管轄海南、廣東(dong) 、廣西，全國至少還得設若幹個(ge) 個(ge) 跨區域的巡回法庭，這是促進市場統一、公正的重大改革。巡回法庭屬於(yu) 中央事權，將由中央財政承擔支出責任。中央財政的支出占比要提高，也是三中全會(hui) 確定的。

　　

　　總之，三中全會(hui) 、四中全會(hui) 確定下來的決(jue) 定性任務，如果到2020年我們(men) 按時完成了，我認為(wei) 是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。而且這幾年非常非常關(guan) 鍵。由於(yu) 我國人口快速老齡化的因素，人家有二十年時間的變動，我們(men) 可能就隻有十年要做那麽(me) 多的事，才能夠使我們(men) 的全要素生產(chan) 率上去，走出停滯的陷阱。在這個(ge) 過程中，除了推進改革外，還要處理好兩(liang) 大難題。第一個(ge) 難題就是去杠杆化，不能再積累，但是又不能經濟失速。在企業(ye) 方麵，現在股本市場比較好的時候，應該大力發展股本性融資，比如私募基金、風險投資。資本加大了，債(zhai) 務率就下來了。但是在這個(ge) 過程中，失速和規範有時候是衝(chong) 突的。改革是需要規範的，比如對地方存量債(zhai) 務的處理，要清理也要給出路。要置換債(zhai) 務緩釋風險，轉換方式，例如轉成規範的PPP方式，從(cong) 而在規範中增長。

　　

　　另一個(ge) 難題是社會(hui) 穩定與(yu) 改革力度之間，改革的進度和改革力度之間也要平衡。例如，2008年出台的《勞動合同法》是一部過分超前的法，可能超前50年。但修改它要取得共識是很難的。2011年出台的《社會(hui) 保險法》，規定個(ge) 人賬戶可以繼承。保險是大數定律，互濟原則。買(mai) 了保險最後的結果是相當於(yu) 同等年齡段的人，互相之間互濟。說直白點，就是短壽補長壽。保險法卻規定為(wei) 儲(chu) 蓄了，而不是保險。那麽(me) 長壽者怎麽(me) 補呢？隻好提高單位的繳費率，大多數人卻認為(wei) 這是對的。醫療保險應該是一輩子繳費，而在我國退休後是不繳費的，絕大多數實行基本醫療保險的國家是退休後還要繳費。美國比較特殊，是65歲開始繳醫療保險，繳到終老。在65歲之前是稅收政策支持的商業(ye) 保險。這些難題都是老齡化麵對的問題，也是我們(men) 當前要解決(jue) 的問題。

　　

　　社會(hui) 穩定與(yu) 改革力度之間，改革的進度和改革力度之間這兩(liang) 個(ge) 權衡，難度比20年前大多了。我認為(wei) ，我們(men) 如果不采取措施，就有可能是5%左右的增長速度，但如果采取措施真正推行很好的改革，6.5%—7%是完全可行的，而且是實實在在，人民在當前和長遠都受益的包容性的中高速增長。上述列舉(ju) 的改革措施，其實都是三中、四中全會(hui) 規定的任務，有些已在推開，有的正在試點，有的處於(yu) 積極準備階段。我們(men) 要堅定地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(hui) 、四中全會(hui) 文件規定的要求，堅決(jue) 落實黨(dang) 中央、國務院的決(jue) 策部署，盡我們(men) 所能往前推，再難也要做到。現在正在開始研究“十三五”規劃了，這些問題都擺在我們(men) 麵前。不僅(jin) 是指標，更大的是怎麽(me) 落實三中全會(hui) 、四中全會(hui) 的任務。所謂途徑，就一句話，按照三中全會(hui) 、四中全會(hui) 真這麽(me) 做就對了。這樣，我們(men) 就可以實現一個(ge) 中高速的增長，而且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。